留守女孩钟芳蓉火了,她的一个选择,不仅上了微博热搜,上了《人民日报》,也让一向心如止水的中国考古文博圈为之沸腾。

说实话,别说钟芳蓉现在还没有真正入门,就算真的登堂入室,走进这个高深学术领域的大门,前面九九八十一难,路且长着呢,能走到哪一步,还要看她的机缘造化,谁也说不准。不过这个消息,依然让我这样多少有点“又傻又天真”的理想主义者兴奋,在这个小女孩和她第一步的人生选择上,我看到了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微弱的希望之光。

我们常说这是个浮躁的时代,其实这种“浮躁”不仅仅体现在中国,也不仅仅从这二三十年间才出现,从根本上说,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的通病——不记得是哪位社会学者说过,所谓“现代性”,本质就是五个字:赶紧糊弄掉。

一切都急急忙忙,一切都要快,当下就要兑现,当下就要获得,当下就要拥有,就要让天下人都知道,很少有人能把目光放在三五十年乃至千百年后。少了慎终追远的根器,人总像浮萍,忽东忽西,漂浮不定。某种程度上说,钟芳蓉同学今天受到的关注,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充满诱惑的危险,前路多舛,但愿这个受到樊锦诗先生感召的女孩,能真正在北大考古系,找到自己人生的根器。

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根器在哪里?除了我们自己,谁也不知道答案。

这个留守女孩的选择

让人看到中国教育微弱的希望之光

文 | 群学君

01

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留守女孩钟芳蓉火了,她的一个选择,不仅上了微博热搜,上了《人民日报》,更让一向心如止水的中国考古文博圈为止沸腾。

事情的原委很简单:

钟芳蓉是湖南耒阳一个留守家庭的孩子,家境贫寒。不过孩子很争气,今年高考,她考出了676分的好成绩,名列湖南文科第四。成绩揭晓的当天,她的中学校长带着五十几位老师,抱着烟花爆竹走了几十里山路来钟芳蓉居住的小山村报喜。

但是很快,这个皆大欢喜的消息,随着女孩高考志愿选择的曝光,开始引发舆论的种种蜚短流长。原因很简单,女孩放着北大清华那么多“钱途无量”的热门专业不报,偏偏选择了“钱途暗淡”“注定清贫”的北大考古专业。

于是,为别人家的事操碎心的网友们,又开始了新一轮“苦口婆心”:

估计老师们都失望了,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专业。

考古?就业的时候分分钟教你做人。

这种家庭就应该报以后赚钱的专业。

说句难听的,一个普通农村家的孩子,一个小地方的留守儿童,啥也不知道。再加上身边也每个明白人指导,真的会乱填志愿。

……

面对质疑,钟芳蓉的回应从容淡定,不卑不亢:

很快,以钟芳蓉的偶像(某种程度上,也可以看做当下中国考古文博界的精神领袖)樊锦诗先生对其回复和鼓励为标志,大半个中国考古文博界云集响应,对即将进入本行的小姑娘,给予热烈欢迎。有人说:大半个考古圈都来了,谁也不敢空手来,当年郭襄过生日也不过如此啊。

说实话,考古专业还只是钟芳蓉单纯从兴趣出发做出的选择,别说她现在还没有进门,就算真的登堂入室,走进这个高深学术领域的大门,前面九九八十一难,路且长着呢,能走到哪一步,还要看她的机缘造化,谁也说不准。所以还是樊锦诗先生看得准,她再三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: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再去打扰钟芳蓉,希望她能安下心来,不浮躁。

不过这个消息,依然让我这样多少有点“又傻又天真”的理想主义者兴奋,在这个小女孩和她第一步的人生选择上,我看到了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微弱的希望之光。

02

这微弱之光亮在哪里?大概有三点。

第一,它让我们看到,中国人对教育人文价值的关怀,还没有完全丧失。

二十年前进入大学后,身份从学生变成老师,我的工作、生活就一直没有离开大学校园。尤其当了老师以后,每年或多或少要面对高三毕业生和大一新生(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长),咨询“专业选择”的问题。有意思的是,二十年来中国居民(至少是大部分)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是他们对于孩子大学专业选择的衡量标准,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:那就是“就业是选择专业的唯一标准”。

坦白地说,二十年来,我没有见到一个家长(包括当年我填志愿时自己的家长)不是把“就业”作为选择专业唯一标准的,只不过有的说的很直白,比如问“老师,哪个专业未来好就业?薪水高?”有的说的婉转些,比如“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,但是他的生涯规划也还是要看社会的整体发展,要适应社会”等等。并且毫无例外,如果孩子选择文科,特别是文科当中又相对“弱势”的历史啊、哲学啊、社会学啊之类(相比之下,中文、外文之类的文科,似乎要稍微好些),家长总会“忧心忡忡”,他们的反映,跟那些对钟芳蓉的选择“忧心忡忡”的网友们,差不不了多少。为什么会“忧心”,原因很简单,因为只有一个:怕未来不好“就业”。

就业是不是衡量大学专业选择的主要标准?当然是!不仅是主要标准,甚至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标准,毕竟按照一些社会科学的观点,教育的过程,就是增加未来在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的过程,这无可厚非。但是,教育,特别是高等教育,尤其是像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南大这样的学校,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,仅仅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吗?我看未必。或者说,如果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,所有的“野心”也只是为了“好就业”,那多少是有点对不起这些学校百余年的身世积累的光荣与梦想。

我收藏有一份1930年燕京大学(就是现在北大所在地)法学院的招生简章,那上面在培养目标上,第一条就注明“本学院的目标,是为了培养未来中国的领袖人才”,何等心雄万夫!到了今天,我们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,固然“领袖人才”不是随便什么大学都能培养,都敢培养的,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忘记,我们的大学教育,不仅仅是培养“劳动力”或者“人力资源”,多少还应该兼顾一点健全人格的培育,人文精神的养成,个性禀赋的推崇,多元视野的开拓等等。

一句话,未来的谋生需要上大学,但上大学不仅仅为了未来的谋生。

钟芳蓉的选择,究竟是对是是错,现在谁都不知道,花团锦簇过去以后,等待她的是漫长的青灯黄卷,十年冷凳。但是至少,她的选择,代表了我们对大学教育基本人文价值的肯定——那就是,尊重个体选择,不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。

03

说到“成败”,就要提到第二点微弱的希望之光,那就是它让我们看到,中国人对于“成功”的界定,多少有了些多元的价值取向。

王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:

在今天的中国,什么叫成功,不就是挣俩钱,让大家都知道么!

梁晓声也说过一句话:

中国人对平凡的人生充满恐惧,我们唯一不认可的“成功”,就是家庭和睦,一生平平淡淡。

这两句话一正一反,说的是一个意思。大概因为这两位都是人生精彩名利双收的人,所以总有人觉得,他们说的是风凉话、毒鸡汤,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很少有人平心静气想一想,他们说的,究竟有没有道理呢?

当然有!

希望人生赚大钱、出大名,过奢华的日子,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和动力,这错不错?一点不错!不仅不错,也值得弘扬。远的不说,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的巨大成就,最重要的原因之一,就是释放了中国人压抑已久的对富裕生活的渴望。

但是,当“赚大钱、出大名”被化约整个社会衡量“成功”的唯一标准,这就有问题了。一个健全的社会,当然可以鼓励大家赚大钱、出大名,但是不应该就此贬斥甚至羞辱那些不愿意赚大钱、出大名或者不会赚大钱、出大名的人,更不该认为他们在人格或者地位上就低人一等,就是“失败者”。

拿樊锦诗先生举例子。

这两年樊锦诗先生是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了,自古以来中国考古文博界中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,大概都系于先生一身了,从这个角度说,樊锦诗当然是“成功人士”。但是我私心揣测,在樊先生内心深处,她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功,最大的快乐,是来自这些头衔、荣誉,是与最高领导人并肩站立接受万众瞩目吗?恐怕不是。去读一读她的自述你就会知道,如果仅仅为了一份薪水,或者说为了一份空洞的“责任”,而不是内心充满喜悦、快乐和满足感,她绝不可能在敦煌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下,坚持几十年。对于樊锦诗来说,她在敦煌的漫天风沙暴土扬尘中找到人生最快乐,内心最充盈的东西,这才是最大的成功。后来的这些荣誉,有或者没有,对她本人来说,意义没那么大。

从樊锦诗再往前,“敦煌守护神”常书鸿先生,也是如此。

所以,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,当然可以看他赚了多少钱,做了多大的官,出了多大的名,但更重要的一条是,你能不能从这中间获得发自内心的喜悦,如果有,那么没问题。如果没有,那么抱歉,你的所谓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”,只不过是给别人看的好戏,内心究竟怎么样,只有天知、地知、你自己知。

只会在意别人的眼光,只会用别人的准绳来衡量自己的所谓“成功失败”,其实才是最失败的人生。

04

最后一点微弱之光,来自对人生终极追求的反思。

很多人也许会有误解,觉得把一个小女孩的高考选择看得太重,拔的太高。但事实上,我并不是说,学考古这样的“冷门”专业就多么“高尚”,多么“理想远大”,学金融财会这样的“热门”专业就多么“庸俗”,多么“浮躁功利”。所谓的“功利”是指不管学什么专业,以后干哪一行,从来没有一种长远的价值观做支撑,永远只看到眼前。

我们常说这是个浮躁的时代,其实这种“浮躁”不仅仅体现在中国,也不仅仅从这二三十年间才出现,从根本上说,这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的通病——不记得是哪位社会学者说过,所谓“现代性”,本质就是五个字:

赶紧糊弄掉。

一切都急急忙忙,一切都要快,当下的兑现最重要,今生今世,乃至下一时刻,就要获得,就要拥有,就要让天下人知道,很少有人能把目光放在三五十年乃至千百年后。少了慎终追远的根器,人总像浮萍,忽东忽西,漂浮不定。

某种程度上说,钟芳蓉同学今天受到的关注,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充满诱惑的危险,前路多舛,但愿这个受到樊锦诗先生感召的女孩,能真正在北大考古系,找到自己人生的根器。

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根器在哪里?除了我们自己,谁也不知道答案。